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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可以举东汉正统派历史学家班固的论述

时间:2018-12-30    点击量:

那时为止,人类仍未能对客观物质世界达到足够程度的了解;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仍有大块的基础性空白(比如,是什么机制使得天体运行不息?……还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—一种很是一座理想之城、幸运之城,这座城建立的时候,就用星占学作过严密推算:            当他们建立自己的城市时,曾确定宇宙四个角落的固定标志。在星占表中: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根据迄今已发现的证据,可以初步确认:古代中国并非产生出“土生土长”的生辰星占学。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学来完成的算命(个人的穷通祸福)功能,在古代中国由四柱八字算命术来完成。这种算命术形成的年代也相当晚——相传在五代宋初的徐子平(徐居易)手里才确立起来,图28“洋为中用”的欧洲算命天宫图。出于供职清朝钦天监的来华耶稣会士南怀仁(F.Verbiest)之手。他用此图来推算气候和年成,这足以成为中国古代军国星占学传统强大持久的一个有趣例证。所以四柱八字算命术又被称为“子平术”。另一方面,西方的生辰星占学虽然曾几度传入中国(六朝隋唐,以印度为媒介;元明之际,以阿拉伯为媒介;明末,来华耶稣会士撰写中文著作《天步真原》加以介绍),但影响终属有限,最后都归于消歇。从唐代以后,中国平民要想预知自己一生的祸福休咎,并不需要与任何实际天象发生关系,平头百姓被认为没有资格、他自己也不敢去建立这种关系。            此外,中百年。            (二)“天命”会转移。即所谓“天祚明德,有所底止”(上天保佑有德者,有一定的期限)。“天命”归于某朝之后,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动。就是对于自己的周朝,王孙满也坦然承认只有七百年“天命”,不会“万寿无疆”的。            (三)“天命”归于“有德”者。“天命”曾依次归于夏、商、周三代,其间转移之机,即在于“有德”还是暴虐无道。            这样的“天命”观念,在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等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文献中,被反复阐释说明,从此深入人心,垂两千余年而不变。星占学家的任务,就是要通过天象观测,预见到“天命”的转移。但是他们靠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?这又由中国星占学的下一个要点来加以保证:            三、“天垂象,见吉凶”            “天垂象,见吉凶”一语,最早见于《易·系辞上》。“见”在这里的音、义皆与“出现”、“显现”中的“现”相同,意指上天向人间显示种种天象,从这些天象中可看出人事的吉凶。            所谓“吉凶”,主要是指人间政治得失的后果——有德则吉,失德则凶。这可以举东汉正统派历史学家班固的论述为例,在谈到日月交食、彗星流星出现,以及行星运动中的顺行、逆行、伏等各种天象时,认为所有这些天象都是:            阴阳之精,其本在地,而上发于天者也。政失于此,则变见于彼,犹景(即影)之象形,响之应声。是以明君睹之而寤,饬身正事,思其咎谢,则祸除而福至,自然之符也。《汉书·天文志》(班昭、马续定稿)。            天体运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,这是现代科学的常识,说天体运行受政治得失的影响,在现代人看来当然毫无道理。不过班固的说法显然是非宿命论的,在古代确实有着相当的进步意义——因为这一理论中,天象变异是后果,而政治得失才是前因;而且天象变异对政治得失的反映之快,如回声反响;反映之准确,如影子之于物体之形。所以贤明的君主一见天象,就立刻省悟这是上天对他政治举措失当所呈现的警告(在中国星占学体系中,绝大部分有星占意义的天象都是凶兆),立刻就整饬身心,修明政治,并且深刻反省,如此则可望转祸为福。类似的论述,在历代官修正史的《天文志》、《天象志》或《五行志》中经常可以见到,例如:            《易》曰:天垂象,见吉凶,圣人象之,此则观乎天文以示变者也;《尚书》曰:天聪明自我人聪明,此则观乎人